在太原，一家公司正在用一种叫“玉米(2349, 4.00, 0.17%)石”的喜光耐旱植物来覆盖房顶。这种“绿屋顶”可以大大降低供暖和空调成本，延长屋顶的使用寿命到5倍以上，驱除空气和雨水中的PM2.5，并帮助控制建筑排水。对于能源和生态问题来讲，这无疑是非常美好的解决方案，也正因如此，“绿屋顶”在中国已经变得越来越受欢迎——就在上个月，南京刚刚举行了“世界绿色屋顶大会”，吸引了全球各地的参会者。

　　作为一个“创效投资人”(impact　investor)，这样的投资机会让我感到兴奋。（实际上，我已经投资了一家提供“绿屋顶”业务的公司，并是董事会成员之一）。通过投资，我想要达到两个目的：获得财务回报（这一点和所有投资人没区别）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有时，这两个目标能够做到很好的统一，就像这类绿屋顶公司：只有把植物种到客户的屋顶上，以此来帮助后者省钱和减少污染，公司才能赚钱。它变绿的屋顶越多，赚的钱就越多，对环境的贡献也越大。

　　我投资的另外一家公司是个南美的教育公司，名叫Lumni。它的目标是帮助那些优秀学生上大学。统计数据显示，拥有大学学历的学生未来的就业收入比没有的学生高出300%甚至更多，尤其是那些与技术相关的专业。很多南美洲国家都没有奖学金和政府补贴。Lumni的办法是帮助学生支付学费，回报是获得他们毕业后若干年工作收入中固定比例部分（比如，连续15年年收入的10%）。如果接受这项服务的学生找到了一份收入不错的工程师的工作，Lumni和它的股东们将会获利丰厚；要是该学生从事的是低薪工作或找不到工作，他/她也不至于破产。

　　和绿化屋顶的公司一样，Lumni赚钱的唯一途径是帮助学生进入大学并找到好工作。当然，Lumni可以提高偿还比例（实际就是贷款利率）到高利贷水平（比如年收入的50%，持续60年），但如果这样做，它将失去那些最好和最优秀的学生申请人，以及像我这样公益心强烈的投资者的支持。

　　事情并不总是如此简单。几个星期前，我研究了一个太阳能板制造厂的投资项目。回报前景非常好。如果人们真的想保护后几代人的环境，可再生能源的大规模采用已是必然。

　　然而，生产太阳能电池确是高污染的过程：和制造任何多晶硅产品一样，你需要使用多种有毒化学品。这些化学品废弃物若经妥善处理，对环境只有轻微影响。但是处理成本高昂。有媒体报道称中国的一些太阳能电池制造商会直接排放这些化学废料，严重污染土地和水源。

　　我之所以考虑投资太阳能板项目，是希望以此做对环境有益的事：既然这样，我怎能无视生产这种产品对环境产生的影响。从财务角度看，这些太阳能面板的市场价格正变得越来越低廉，而这究竟是由生产效率的提高导致的，还是因为这样的价格并没有将环境成本包含进去？我没有足够的自信来回答这个问题，所以最终决定放弃这个项目。

　　有时，问题也会出在事情的另一面：一个项目的社会效益无可挑剔，但从财务角度看，却乏善可陈。

　　最近在上海举行的TALK社会创新论坛上，我听到了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的演讲。尤努斯先生曾凭借他的“小额信贷”（针对穷人的小额、低息贷款）理念和实践获得200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

　　在演讲中，尤努斯说社会企业不能有分红，也就是说，企业要保留全部利润而不是将其作为股息分给股东。他的逻辑是，社会企业的最终目标是做好事，而不是让你发财致富。

　　我敬重尤努斯先生，但我无法认同他的观点。

　　在前两篇专栏中，我提出我们必须利用商业力量来解决当前所面临的那些最棘手的社会与环境危机。最重要的原因是，这是一个关于数字的游戏：任何一种挑战，无论是气候变化还是农村的贫困，都需要万亿级美元的资金投入。慈善捐助与之相比根本是九牛一毛，即使政府的财务资源也是有限的。当然，政府有非凡的能力来规范和激励商业力量来做这件事，但就像耕地一样，农民可以赶牛，但真正在干活儿的还是牛。

　　但是，如果想让牛干活，它还要吃饱，这意味着不管是企业还是投资者，都需要获利。要求社会企业不分红，尤努斯博士是在“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

　　如果投资者永远得不到物质上的回报，他们为什么还要投资？而找不到投资，企业又怎么能成长并壮大？或许你能找到一小撮有悲天悯人情怀的投资者，能够接受只做好事不要钱。我知道有这样的人，但数量少得可怜，只把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是相当愚蠢的。

　　最近，我发现了一个商业与慈善相互协作的成功案例，双方都做到了发挥各自所长。
　　摩根大通和盖茨基金会刚刚联合推出了一个9400万美元的基金，为困扰第三世界国家的像肺结核这样的致命疾病开发药物。起初，这看起来很奇怪：为什么是世界上最大的慈善基金会和一家疯狂逐利的银行（摩根大通刚刚因发行欺诈性抵押贷款债券而被处以130亿美元的罚金）合作推出一个投资基金？

　　答案很简单，盖茨基金会知道，通常来讲为第三世界开发药物是无利可图的：研发、审批和生产都很昂贵，使用的人却很穷。但是，除非让投资者看到可观的经济回报，否则这些药物永远没有机会被生产出来。

　　盖茨基金会采取的办法就是利用善款来补贴这个投资基金，让它看上去对于投资者来说更有吸引力。在这个案例中，盖茨基金会与瑞典国际发展合作署合作，将承担该基金损失的60%。

　　这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结构。慈善机构利用自己有限的资金来激励针对穷人药品研发的更大投资，所有人——慈善机构、投资者和穷人——都因此而受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