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新一轮的“转基因热”中热点事件频频。

    电视主持人崔永元与生物化学博士、科普工作者方舟子的网络论战，以及随后崔永元在日本、美国的所谓转基因调查；也有农业部和新华社频频发声谈论转基因；同时，中国“两院”院士的集体意见亦反响强烈。

    2011年3月时任农业部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陈萌山，就曾对本报记者表示，“十二五”期间，农业部将依法推进转基因作物种植。2012年7月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回答本报记者的提问时也曾介绍，中国最近这些年来，一直在进口转基因的农产品——这主要集中在大豆上。陈锡文表示，对于其在主粮方面的推广，中央持较为谨慎的态度；但在转基因科技研究方面，则是大力支持的，因为即使作为技术储备，也是必须的。

    政策条文最多的国家之一

    实际上，近年来，多位国内外科学家对本报记者表示，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对转基因问题出台管理政策、且政策条文最多的国家之一。

    早在1993年，当时的国家科委(今科技部)，即发布《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办法》，规定从事基因工程实验研究的同时，还应当进行安全性评价。1996年，农业部颁布《农业生物基因工程安全管理实施办法》，对农业生物基因工程项目的审批程序、安全评价系统以及法律责任等做了原则性规定。1997年3月，农业部正式开始受理农业生物遗传工程及其产品安全性评价申报书。

    2001年，中国颁布总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又相继出台《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管理办法》 、《农业转基因生物进口安全管理办法》、《农业转基因生物标识管理办法》 、《农业转基因生物加工审批办法》和《进出境转基因产品检验检疫管理办法》等多个配套规章。

    具体到公众最为关心的安全评价上，农业部公开介绍称，“中国对农业转基因生物实行分级分阶段安全评价制度，‘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负责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评价工作。安全评价按照实验研究、中间试验、环境释放、生产性试验和申请安全证书5个阶段进行。”

    举例而言，华中农业大学的“华恢1号”和“Bt灿优63”两种转基因水稻，于1999-2000年开展了中间试验，2001-2002年开展了环境释放，2003-2004年开展了生产性试验，2004-2005年对“华恢1号”和“Bt灿优63”的目标性状进行了检测验证，2007-2008年对其分子特征、环境安全和食用安全的部分指标进行了检测验证。

    经过11年的严格评价审核，于2009年依法批准发放了这两种水稻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中国农业科学院的转植酸酶基因玉米“BVLA430101”评价程序，与其一致，经过6年的严格评价，于2009年批准发放生产应用安全证书。

    杜邦等还未获准种植

    有安全证书，并不意味着就可以进行产业化种植。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的要求，转基因作物还需要取得品种审定证书、生产许可证和经营许可证，才能进入商业化种植。

    张启发院士称，农业部没有为此建立一套工作程序，即如何评审转基因水稻商业化推进的办法，这实质阻碍了转基因水稻的产业化进程。同时，安全证书的有效期只有5年，到2014年，即告终止。届时是否会申请续延安全证书，他并不乐观。

    同时，本报记者从农业部获悉，“国家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委员会”迄今已是第四届，第四届委员会产生于2013年4月，主任委员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吴孔明研究员，其余63位成员，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疾控中心、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等高校科研机构和政府机构。

    迄今为止，中国获得安全证书的转基因作物有棉花、水稻、玉米和番木瓜；其中只有棉花、番木瓜被批准商业化种植。而批准进口用作加工原料的转基因作物则有大豆、玉米、油菜、棉花和甜菜。

    无论是孟山都公司(Monsanto)的转基因大豆，还是杜邦公司的转基因玉米，目前都没有在中国得到批准种植，只有成品的进口。

    安全性实验

    “目前，我们已经拿到生产应用安全证书的转基因水稻品系有2个，即‘华恢1号’和‘Bt灿优63’。”张启发转基因水稻研究团队核心成员、华中农业大学教授、国家重大科技专项“抗虫转基因水稻新品种培育”项目负责人林拥军介绍，在1999年研发完成后，上述两水稻品系经过了两次安全性实验。

    第一次实验时间是2001年到2003年，他们委托湖北省疾控中心检测，当时除了常规的食品安全性实验门类外，还做了动物的三代繁殖实验，即用转基因大米喂养小白鼠三代，检测它们的生理机能，包括生育能力有没有受到影响。当时的实验结果显示，转基因水稻与普通水稻在食用安全性上没有区别。

    此后，2007年-2008年间，农业部再次要求两家第三方检测机构——农业部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和中国疾控中心做了安全性实验，当时检测项目参考普通食品安全实验的要求，包括对过敏原性、消化性、热稳定性、营养成分、抗营养因子，急性毒性、慢性毒性等的检测。

    此后，农业部下发了上述两水稻品系的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林拥军还透露，明年，一项有关于猕猴喂养的实验也将正式启动。但这并没有打消民众对转基因水稻的疑虑。

    在2005年左右，张启发团队申请生产应用安全证书时，引起了全国第一轮针对转基因的反对热潮。而在2009年，上述证书公示期间，再度引发一轮反转热潮。

    中科院植物所研究员蒋高明曾公开表示，转基因食品作为新事物，应当做到“绝对安全、零风险”。“虽然目前无法下结论说‘转基因食品有毒害’，但转基因食品缺乏长期安全性评估，潜在的风险不可预知。”

    而在反转基因人士的观点中，水稻的食用是长久的，但目前的实验大都是封闭实验，无公开对比，人类历史悠久，针对动物的几十天的实验的科学性是否可信？

    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经理助理俞江丽则更是直言，针对上述实验，其表示这些数据并未公开，也不完整，都是通过简单实验来进行的，专家的判断标准也不清楚，对此，持怀疑态度。其还透露，下阶段，绿色和平组织将拿出一些比较新的报告、数据和信息提供给公众，证明转基因的危害。

    对此，林拥军则解释，科学是中性的，科学家所做的实验都是依据实验的科学依据和标准，在特定的环境下进行，否则无法保证其科学性。而90天的实验是世界各国依据合理的标准，进行大量科学研究得出的结果。“而在目前认知世界里，我们的实验结果显示转基因水稻是安全的，但对于其此后几十年的影响，谁也说不清楚。”

    为了证明安全性，林拥军更是坦言自己食用转基因大米已有14年。在林拥军看来，转基因并非基因突变或诱变等，“被导入的外源基因通常是单个的基因，控制单个的性状，比如抗虫、抗病等，而基因的突变一般需要外界环境的变化等条件才会实施，这是完全不同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