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者从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获悉，我国5000余项食品标准的清理工作已经启动。今年七八月份将会草拟清理工作报告并公开征求意见。预计用两年的时间，建立起唯一强制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主任助理、食品标准清理技术组组长王竹天研究员介绍，过去30多年间，我们国家各个部门根据自己的职责颁布了相应标准。目前我国现行的、有标准编号的强制性食品标准有近5000项。但他表示，标准数量多并不一定是好事，可能会带来两个问题:一是重复交叉和矛盾;二是过度管理。标准的重复交叉和矛盾会给标准的使用带来很大的不便，不仅让生产者无法找到应当遵循的标准，还会在监管中出现“标准一大堆，不知用哪个”的现象。甚至有时候还会让不法分子钻空子，导致市场上产品鱼龙混杂的局面。

         天竹天强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是唯一一套强制性的食品相关标准，但并不是唯一一套食品相关的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仅包括《食品安全法》中涉及安全性的八项内容，对食品非安全性性质并未加以规定。

        据悉，食品标准清理整合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内容将获得必要的补充，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范围之外的内容将全部转为推荐性的，由各归口部门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调整，调整后国家标准这一层级将不再出现标准的重复交叉和矛盾。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完善还将影响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调整，以及将来地方标准的制订、修订方向。

        食品安全标准不是万能的

        何时需要制定食品安全标准?樊永祥通过三种情况加以说明，分别为:鱼肉中发现汞、食品中使用防腐剂和恶意添加增塑剂。

        “如果在鱼肉中发现汞，制定一个鱼制品限量，是一种可选的方式，但是鱼肉中的汞是环境造成的，即使食品部门加大监管或处罚力度，也不能解决。”樊永祥举了一个现实的例子:澳大利亚是个鱼类消耗较多的国家，它通过一系列风险评估发现，鱼肉含汞对人体危害非常高，在这种情况下，制定食品安全标准，限制鱼肉中的汞含量，可能对保护孕妇等特殊人群非常有帮助，但是同时会带来另一个后果，没有鱼可以吃。

       面临这种两难的选择，澳大利亚不是简单定一个标准了事，而是采取消费引导的方式，告诉孕妇，吃鱼是非常好的，是获取蛋白质的途径，但是不要吃得太多。“没有通过一个标准，一个简单的数字，把鱼一棒子打死，这是非常科学的风险管理方式。”

       樊永祥说:“我特别想和大家沟通的是，标准仅仅是可供选择的风险管理措施之一。有些问题是标准可以解决的，比如第二种情况，食品中使用防腐剂，有人为因素在内，可以控制，这种情况需要制定标准，而且标准也非常有效。但有些则根本不是标准缺失的问题，比如第三种情况，在食品中非法添加苏丹红、三聚氰胺、增塑剂等非食用物质，本身就违反了法律规定，无须以食品安全标准作为监管依据，更不能以没有标准为理由逃避生产经营者的责任和监管责任。”

        食品安全标准和质量标准是两个概念

        食品风险评估中心标准一部主任樊永祥说，食品安全标准和食品质量标准是两个概念，没有清晰的界定，泛泛地谈标准，会引起很多不必要的歧义。前一段时间发生的很多热点事件，就是因为把食品质量标准和安全标准相混淆。他解释，食品安全标准是企业应当强制执行的标准，而食品质量标准是推荐性标准，是行业鼓励企业自律，由企业自愿采取的标准。

        举个例子，面包大一点还是小一点，烤得软一点还是硬一点，这些与人体健康无关的食品标准称为食品质量标准。除此之外，比如由于外界微生物、重金属的污染，包括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量是多还是少，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的因素称为食品安全标准。

        国际标准并非放之四海皆准

        当出现食品安全事件时，许多人常常质疑，中国的食品安全标准落后于国际标准，食品安全标准内外有别。什么是国际标准?樊永祥说，“国际标准不是全世界都适用的标准，而是协调各国贸易的标准。比如欧盟不想进口美国的牛肉，就设一个限量值在这，其实是贸易的因素。再比如，有一些指标在中国的限量值是0.5，欧盟是0.3，并不意味着中国就不顾及消费者安全，其实，0.5的范围也是安全的。国与国之间标准的比较更多的是考虑贸易问题。”并不是说一个国家的食品安全标准都照抄或采用国际标准，就说明这个国家的食品监管水平有多高。不同国家的标准必须根据本国的膳食消费量等因素来综合确定。“中国人的大米消费量比较高，所以对污染物的控制就比较严格;西方国家比如美国，可能很少吃大米，对大米中的污染因素就会适当放宽，对于某些物质就不制定标准了。”樊永祥认为，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工作的确处于发展中阶段，但是欠缺的不是数量和严格，而是科学基础、管理水平、人力物力的综合投入。

       标准不是越严格越好

       标准不是越严格越好。樊永祥说，过严的标准会大大提升执行成本，比如市场抽样检测带来的成本都会转嫁到消费者身上，导致产品卖得越来越贵，但是所带来的健康收益可能不会更多。

        比如黄曲霉毒素和肝癌的关系，大量文献证明，黄曲霉毒素在粮食中的含量标准大幅度降低后，会对粮食供应产生巨大影响，但是换取的可能只是每年每100万人口中大约少发生几例肝癌的健康保护，所以必须从保护人群健康和减小食品损失两方面综合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