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全证书已经到期了，8月17日，团队继续在申请，如果还想它是活的，就必须申请。至于说能不能拿到，农业部给不给我们，跟过去拿安全证书一样，也不是我们说了算，包括安全不安全是他们评价的结果，所有实验都不是我们做，安委会最后是什么样的结论，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就做自己该做的事情，到了期我们再申请，至于农业部给不给我们，就不得而知，当然我们希望他能给我们。”张启发表示。
对于用11年时间来验证生物安全性的成果，张启发虽然显得很轻松，但是毕竟无法释然。“给我们以后还是面临着过去五年同样的难题，给了我们，我们也没有用，既不能往产业化方面走，也没有品种，也没有公司能够接过去生产，也没有公司能够去做产业，也不能去销售，所以这个东西拿在手里还是一张白纸，这后面还有很多很多的问题。”张启发表示。
对于科学研究而言，任何一个研究成果都希望尽快能够得到推广，但是在转基因方面，中国一直是犹抱琵琶半遮面。
事实上，“我国近年来大量进口转基因大豆。”农业部科技教育司转基因生物安全与知识产权处处长寇建平在全国转基因媒体研修班上表示。
转基因之所以发展得慢，似乎与反转人士对转基因的质疑关系并不是那么直接，中国认定的安全的转基因食品仍在进口，转基因木瓜在中国早已全面铺开，转基因棉花种植也在大面积铺开。
“转基因的安全管理是安全的保障基础，我们要通过多个领域的科学家，按我们制定的标准，和一定的程序进行严格安全评价，一个产品到了市场，不是说哪一个个人或者是哪一个单位说了算，你说产业化就产业化，你说不产业化就不产业化，不是的，是要经过很多程序严格审批的，经过严格审批的产品到我们身边安全性应该是有保证的。”寇建平表示。
据寇建平介绍，我国建立了完整的转基因法规体系，国务院有条例，配套的五个办法，有100多个标准，构成了我国转基因安全管理法规体系。中国对转基因的管理是全程管理，从动植物、研究物，一直到进出口，进行的全程管理。
“管理体系非常完整，国务院有一个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理部际联席会议，农业部设转基因安全管理办公室，成立安委会、标委会，农业部还有领导小组，县级以上农业行政主管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转基因安全管理工作，其他部门依照职能分工履行自己的监管工作，我们的管理体系非常完整。”寇建平表示。
“而在安全评价方面，分四个等级，最低等级是尚不存在危险，一直到低度危险、中度危险、高度危险，不同的等级安全评价严宽也不一样，我们有五个阶段，实验研究、中间实验、安全证书等，环节设置得比较多。申报与审批，我们对外资管得更严，一般是从研究阶段就要向农业部申报审批，国内企业一般到中间实验阶段才是报告制，到后面环境申报阶段进行农业部审批。”
“转基因安全管理总体流程，前期是通过安全评价，通过安全评价之后也不等于产业化，要产业化的话还要符合种植法的有关规定，也要有品种审定，种子生产许可、种子经营许可、种子加工许可，这么多手续办完之后才能产业化，我国发的转基因水稻和玉米以后一直没有产业化，按照种子法的规定后面这些工作还没有做。”寇建平表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