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据媒体报道，卷入上海福喜“问题肉”事件的麦当劳和肯德基已向中国消费者致歉。福喜事件是一个很好观察中国特色和市场经济的镜子，让我们知道市场经济在成为道德经济和法治经济的道路上，有多少“慢工”需要做，才能出“细活”。
首先，麦当劳和肯德基责无旁贷。尽管很多人认为板子要打在供应商身上，这两个洋品牌属于躺着中枪，被福喜的假质检报告给骗了。话虽如此，但是对不起，市场经济不相信眼泪。一个企业，一旦塑造成一个品牌，是降低了市场交易成本的，因为品牌代表着企业的信誉，让消费者省却了在市场上的甄别成本。消费者为这个品牌付出更高的价格，这个更高的价格就是品牌的溢价，企业既然赚取了这个溢价，也就需要对这个溢价负责。
负什么责？负全责，负产品各个链条上的责任。汽车出了事故，消费者追究的是车企的责任，而车企不能说你应该去找轮胎厂商，或者去找发动机厂商。同样道理，食品出了问题，找的是品牌，而不是供货商。至于你如何控制供货商的风险，那是你的问题。
其次，信用一旦失控，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无限放大，直至市场崩溃。供货商也该珍惜自己的声誉，如果仅仅依靠品牌企业的风险控制，那么这样的斗心眼儿是防不胜防的。品牌企业用在供货商身上的检验和监督成本，不可能无限增加。其必然是要依靠一些东西来降低自己的甄别成本，比如企业的信用，比如政府监管的信用。如果信用是个奢侈品，甭管是土著还是外来和尚，换了谁都搞不掂。麦当劳和肯德基能做的也就是换个供货商，但无法保证新供货商的身上是否流着道德的血液。麦当劳和肯德基还能做的就是增加对供货商的检验成本，但这个成本最后由谁来买单呢？如果有信用支撑，这个成本是可以降下来的，甚至趋于零。
第三，有人指责监管部门为什么没有发现福喜的问题。说实话，无论是品牌企业，还是政府，都无法织起一张全知全能的监管网。任何监管都是有成本的，纳税人愿意付出多大的成本来保障自己的食品安全呢？这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有没有更低成本的监管方式呢？有，吹哨人制度。最熟悉企业龌龊细节的往往是企业的内部员工。他们在信息上是对称的，对于企业的不法行为能够一击即中。他们被称为吹哨人，因为他们可以及时中止企业的越轨、不法以及犯罪行为。作为吹哨人，需要的不仅是良知和勇气，同样需要制度的正面激励。道德经济靠的不是活雷锋，靠的是法治经济，靠的是制度的规范。制度是用来降低交易成本的，制度创新就是在寻求一个更低成本的制度。相比政府动用大量公帑购置检验设备和增加检验人力，夯实吹哨人制度的成本难道不更低吗？
最后，制度是死的，人是活的。人如果不尊重制度，玩弄制度，那么再好的制度也会像巴西门将塞萨尔一样，被灌进七八个球。食品安全事件屡屡发生，惟体制论显然是智力上的偷懒。人和制度的良性互动，通过制度改变人，通过人改革制度，这的的确确是一个时间问题。我们对此别无他法，只有六字箴言：不抛弃，不放弃。
